万字长文深度解析中国经济八大趋势

发布时间:2022-08-05 18:59:07    来源:永乐app官方网站下载 作者:永乐国际登陆

  对中国而言,2021年是历史性的一年。7月1日,习总书记站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这一年,“十四五”规划开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经济行进的方向,全面系统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目标。

  这一年,自2020年延续过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反复蹂躏,但中国的有效防控不仅让经济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且成为全球生活、防疫用品的重要供给方,其善举、其能力、其无畏强权的毅力无不让全世界惊叹。

  这一年,拜登接替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但中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国际舞台上尽显新型大国风范,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愿与各国合作共赢的伟岸。

  一系列大事呈现于2021年,实际都在证实着一个重要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面对?依靠制度优势,服务人民利益。正如习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言:“中国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发展战略和战术手段上随之转变,而这一转变,均在2021年获得更加充分的体现。

  18.3%、7.9%、4.9%,这是中国2021年前三个季度的单季GDP增速,那四季度GDP该是多少?有人预计低于4%,有人预计高于5%。到底是多少?还需要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权威数据。

  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能源、工业原材料以及海运等物流价格出现上涨,这很可能压抑中国投资增长(如下图所示),从而对GDP涨幅构成较大影响。按照传统理解,民间投资动能降低,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高GDP增速。但是,在高物价之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一是会进一步刺激物价上行;二是会放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可见,在原材料价格因疫情因素而上涨之时,不过于追求GDP增速,而是更注重质的提升,或许不失为明智之策?

  无论存在多少客观因素,依据“三驾马车”看经济,2021年中国经济除外贸在特定环境下高增长,其他方面亦不乏亮点: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和投资高速增长,就算把2020年计入,两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可见到两位数。再比如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72.5%,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57.8%,电子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43.1%……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着力扶持中小微企业,这使得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三季度末就完成了全年目标的95%;前三季度,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9.7%增长,与同期9.8%的GDP增速大致持平。

  可见,中国在变。在托底民生的前提下,高质量发展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主旋律。2021年1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撰文论述中国经济未来,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量变到质变的大转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意义之下的中小微企业可能会在转型时遭遇波折,但爬坡过坎转向“专精特新”恐怕别无选择。但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因质弃量”?当然不行。经济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相辅相成,这是事物发展规律。

  对经济而言,供给和需求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所以,中国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从来都不会放手对需求侧的管理。正如刘鹤副总理撰文所述:“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要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新的产品供给,源自新的资本投入。换句话说,没有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巨额投资,就不可能带来新供给,也不可能创造新需求。所以,对新供给,要先看新投资,新的投资需求越旺盛,新供给产生的可能性越大。针对消费需求也一样,没有新供给就没有新需求,但没有新的消费能力,新供给也不可能有效释放其应有的经济能量。所以,从总量上培育消费能力,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也是结构上增强新供给的前提条件。可见,供给和需求、总量和结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站在需求角度,“三驾马车”需要均衡发力。中国经济政策着力于内需已经持续多年。2021年上半年的统计显示,内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这既体现了中国率先控制疫情之后的消费反弹,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尽管如此,必须意识到: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还在制约着中国的内需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

  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很多主要集中于农村原贫困地区的群众虽已摆脱绝对贫困,但距离中产消费能力还有相当的距离。

  怎么办?乡村振兴。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党和政府已经提出目标: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势必成为从2021年开始,直至未来10年、20年,中国极大的需求潜力。按照经济规律:社会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乃是消费增长最为有效的动力。据“三农”专家温铁军介绍,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乡村的巨大投入,已经形成水、电、气、路、网——五通进村,这其中孕育着巨大的内需潜能。只要政策对路,这一潜能的逐步释放,必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靠。

  此外,中国城市群、经济带、自贸区等区域经济的快速推进,势必为中国打造或重构全球性产业链、供应链集群以及补链、延链、强链提供关键平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域还孕育着绿色、高新科技以及新兴业态等巨额投资需求。据报道,“十四五”规划中所绘就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尤其是进入2021年三季度之后,浙江、天津、湖南等多地重大项目已经陆续开工。可以预见,未来几个月更多扩大内需举措还会相继出台,这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完善中国内需体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中国经济的需求潜力。

  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所展开的一切供需,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无尽潜能,同时也必将带给中国经济以更为坚韧的品质。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的底蕴所在。

  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阻,恐怕是2021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很多人都相信,供给短缺会带来严重的物价上涨。这也给了华尔街金融炒家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借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美联储疯狂放水下,2020年下半年开始美元M2供给暴增,这足以让国际金融炒家在商品期货市场上兴风作浪。

  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消费品生产国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可能损失惨重。为什么?第一,华尔街金融炒家可以利用经济舆论主导权,干预市场投资者预期,引导巨额投机资本流向华尔街希望的方向,这些金融巨头则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中获取暴利。

  第二,在期货价格的引导下,叠加现货投机之下的囤积居奇,石油、铁矿石、铜矿粉等商品生产必需的原材料现货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而国际上主要的现货垄断寡头,背后可能都有国际金融巨头的身影,他们炒高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再从现货涨价中赚取第二笔暴利。

  第三,大额消费品采购商刻意分散订单,让商品生产国生产加工企业分散、恶性竞争,以便充分压低产成品价格,确保消费品进口国消费品采购价格平稳。

  第四,生产加工国企业的利润率被压低,还要面对汇率变动、国际市场供求的大起大落、劳动力价格上涨,处于“饿不着,但也吃不好”的艰难境地。

  第五,美国利用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一方面通过印钞换回自己所需商品,另一方面逼迫出口加工国的外汇收入回流华尔街金融市场,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明白这一过程,就可以真切地看到,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谁倒霉、谁获益。其实,这正是美国利用货币霸权压榨出口加工国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就算中国出口2021年4个季度均呈现20%以上的超高增速,依然应该保持冷静,这可能是中国率先摆脱疫情后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

  第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循环为基础,追求出口质量的提升,削减高耗能、不环保的商品产能,这可能大幅提高中国传统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预期。

  第二,在美国找不到中国商品替代品,尤其在疫情蔓延,必须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反而提高部分出口商品关税。比如2021年8月1日,美国宣布大搞基建,而中国取消了钢铁出口的退税,同时在“双碳”目标下,控制钢铁产能,这无异于在特朗普大幅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基础上,将美国钢铁价格再推一把。这不仅大幅提高了美国市场物价上涨预期,而且将中国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反送给美国,加速了让美国自食其果的进程。据美国权威研究,90%以上的“特朗普关税”加给了美国公众,再加上货物运输环环受阻,中国输美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以致美国CPI连续数月同比涨幅高达5%以上,而11月份更达6.2%的31年峰值。与此同时,2021年底,美国钢铁价格年度涨幅已达215%,期货价格更是上涨400%。

  第三,CPI的大幅上升给美联储带来巨大压力,货币政策进退维谷,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中国帮助,并放风要重新评估“特朗普关税”的后果。2021年11月30日,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在接受采访时称:“在中美经贸摩擦最激烈时期,削减对华关税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对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如何压低国内原材料价格,救中国制造业企业于水火?非常明确:(1)利用中国现货需求大国地位,控制大宗商品进口需求;(2)通过抑制商品超量出口,进一步调控企业进口需求;(3)采用市场干预、减价抛售战略储备等方法压制大宗商品现货价格,并以此影响期货市场预期。这些措施,放大了华尔街金融炒家的投机风险,并迫使其放弃恶炒。

  2021年11月初,长三角、珠三角传来消息,出口企业开始拒绝超负荷接单。这会不会使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涨价?至少大家看到,美国各路政要开始走马灯般地联络中国。12月2日,美国财长耶伦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对每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确实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更高”,而且“没有任何实质战略理由,却制造了麻烦”。耶伦认为,通过重启排除程序降低上述关税,有助于缓解物价压力,“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

  9月份5.4%、10月份6.2%、11月份6.8%,这是美国CPI的同比涨幅,当然意味着物价飞涨。这完全是通货供给过多所致?美国通货滥发显然逃不开干系。但美联储敢不敢立即收紧货币以治理通胀?不敢。因为,收紧货币的结果或许治不了物价飞涨,反而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对美国,这是大问题,经济衰退将扭转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预期,一旦股市暴跌,一场远甚于2008年的大危机可能立即降临。

  所以,今天的物价问题,绝不单纯。面对高企的物价,美联储一直保持克制态度,而美国政府更多希望采用“非货币手段”抑制飞涨的物价。比如,拜登多次呼吁OPEC提高石油产量,放言将联合石油进口国一起抛售石油战略储备,也确实拿出了5000万桶的抛售方案,尽管这样的行动并未引发石油市场过大的反应。但随之而来的奥密克戎毒株却引发了石油价格暴跌。对美国,这是福还是祸?

  2021年最后一个月,又是一轮疫情大暴发,美国单日确诊人数再超10万,单日病亡人数跃上2000级别。耶伦不无沮丧地预测:疫情再度暴发,很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国物价。11月3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时还在说,需要放弃美国通胀“暂时性”提法。而市场对此认为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态度“从鸽转鹰”。但真是如此?实际上,鲍威尔的“放弃通胀暂时性”的说法,不过是拖延缩减购债的时间点。11月4日,美联储议息会议传出的消息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一致同意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同时,将于11月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购债,每月减少购债150亿美元。但这件事,直至本文截稿也未实施。

  当然,也有人认为耶伦和鲍威尔在演双簧,鲍威尔表演“”似乎也有推高美元汇率、压低进口价格的意图。但这回人民币没有因为美元指数上涨而贬值,反而一直保持在升值通道。当美国无法摆脱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之时,人民币升值则意味着中国输美商品更贵。

  12月8日,美国财政部祭出“老把戏”,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但此前,中国央行12月15日“降准”0.5个百分点。放宽货币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的需求,但或许也有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意图。毕竟,中国大量中小微出口企业可能也期待人民币能够适度走弱。12月9日,中国央行宣布,12月15日起提升2个百分点的银行业外汇存款储备金率。这样是否能够有效压制人民币汇率?现在还需要观察。

  现在美国经济政策已经陷入困境。耶伦在和鲍威尔一同出席国会听证时称:通货问题只是物价上涨的一小部分原因,而更大原因则是“疫情导致的供给短缺”。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如果贸然收紧货币,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滞胀”困局,即CPI上涨抑制消费,原材料价格上涨抑制投资,两者相加抑制经济增长,从而构成物价上涨、经济停滞——滞胀的经济场景。应对滞胀,紧缩货币或许只能雪上加霜。

  滞胀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威胁深重,但同样也威胁中国。好在,中国长期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没搞“大水漫灌”去拉动经济增长,而是专心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中国经济未来。所以,中国不存在因为通货过多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基础,而供给障碍和境外输入所引发的物价上涨,也不应采用紧缩通货方式去解决。

  那怎么办?中国应发挥制度优势,有效利用各种手段平衡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比如,一方面,控制基础设施投资节奏,从而减少需求,避免原材料价格与基建投资成本之间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打击囤积居奇、价格投机,通过抛售战略储备(国储铜、国储铝)以加大市场供给。这样的方法,首先破解了猪肉价格飞涨,随后又抑制了能源价格的过快上涨,破解了电价与煤价之间的恶性循环,同时更破解了可能存在的“滞胀”袭扰。

  12月4日的最新消息是:中国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新一轮煤、电价格改革启动。随之而来的是,电价有所涨,煤价有所跌,推动发电供热用煤和民生用气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目前,绝大部分省份合同签订率达到或接近100%,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缺口已落实煤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越发坚定地摆脱美元霸权的划定之牢,让经济政策更加独立自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向高质量、转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之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特征越发明显。

  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次庄严承诺。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告诉世界:“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主席还说:“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从此,“双碳”目标成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一重要抓手,同时也使2021年成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局之年。2021年7月16日上午9时30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在上海正式启动,首日开盘价48元/吨,最高52.80元/吨,最低48.00元/吨,全日成交410.40万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华能集团、华电集团、申能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成为全国碳市场的首批参与者。这或许意味着,继沪金、沪油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价格之后,中国将出现第三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价格——沪碳价格。

  截至2021年12月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5139.71万吨,此前6个交易日,单日成交额均超1亿元,累计成交额达21.84亿元。2021年10月21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中国将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作,首批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目前,发电行业是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未来,上述被国家重点监控行业的碳排放权,势必都将有序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

  2021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摆脱传统发展方式的“机会窗口”,如果此时此刻依然抱着短期价格投机心态,抱着只关注GDP增长的旧观念不放,进而废弃多年努力所达成的“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无视“双碳”目标,那会不会是对中国经济趋向的悖逆?

  历史证明,金融危机几乎都与债务相关。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债务规模,尤其是政府债务规模。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额29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55%,若按全球75亿人计算,人均负债3.94万美元。疫情之后,如何处理巨额债务,势必将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这预示着随时可能引爆的重大金融风险。

  全球债务泛滥之下,尽管中国债务问题同样应引起重视,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从二季度末的265.4%下降至264.8%,前三季度共下降了5.3个百分点。三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下降了1.6个百分点,从二季度末的158.8%降至157.2%;前三季度共降低5.1个百分点,已经持续5个季度下行。

  这样的数据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风险正在降低?当然,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比如,2021年中国GDP增速逐季滑落,或许就与降杠杆有关系。

  更为重大的看点是:中国强力营造与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相匹配的股权融资环境。继科创板之后,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用意同样在于加速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以更多的股权资本,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创新发展需求,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实际也是从微观角度为中国奠定更加牢固的经济增长潜能。

  据央行公布的社融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142亿元,同比多2043亿元,在整体社融中的占比为3.3%,同比高1.2个百分点。这个数据似乎并不算很高,但应该看到:第一,这并未包括金融企业的股权融资增量;第二,时下中国的股权融资大量投向了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从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更重要的是,企业股权融资增长势必更加有效、更加高质量地降低企业债务率。股权资本的上升,可弱化企业债务需求;可有效扩大债务率计算分母,直接降低债务率;可大大提升企业债务安全,相应提升企业的资本价值,为进一步放大企业科技投入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央行似乎已经开始积极配合这一过程。7月15日、12月15日两次降准,每次央行都会刻意强调释放长期资金,为银行补充长期流动性。可见,整个2021年,央行基础货币操作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收短放长”姿态,而无论是定向灌溉,还是收短放长,其实都是重要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更加适应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对长期金融的需求。

  时代在变,金融也在变。中国应该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这实际是摆在中国金融业界的一道历史性课题:如何从债务资本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转向通过股权资本扩张支撑高技术为先导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按照刘鹤副总理给出的方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并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2021年,大力抑制金融“脱实向虚”还在继续,大规模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把地方政府债务逐步纳入预算,制止企业“逃废债”恶意违约等,实际都是揭示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化解金融风险的路还很长,尤其是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2020年底超越日本和德国,而2021年三季度,这个数值达到了62.1%,前三季度共下降0.1个百分点。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写进党的决议。

  改革开放40多年,先富起来的人群遍布中国大地,中产阶层队伍日益扩大,这当然是成就。但是,一个全球共性的突出问题——贫富分化也同样摆在了中国面前。环顾欧美发达国家,恶性社会事件在贫富极端性分化的背景下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中国是否会走上同样的“发达之路”?当然不会。

  2021年,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为何强调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怎样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命题。10月16日,习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习总书记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习总书记给出的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由此可见,促进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正确把握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通过构建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所有中国人民创造平等的、勤劳致富的机会,这是推动共同富裕最为基本的社会保障。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和资本秩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对此也有论及:“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大家应该懂得,共同富裕的过程,首先是做大“蛋糕”的过程,然后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的过程,更是让所有中国人看到希望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过程。

  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新情况。比如欧洲,疫情之下的福利主义使欧洲的经济活力骤降,甚至需要引入移民来降低生产成本,但移民却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成本;再如日本,看不到奋斗致富希望的年轻一代变成“躺平一族”,而这些新词汇,恰恰代表了他们无奈的心态。问题是,曾以活力著称的美国,现在也出现“离职潮”,这会不会形成“美国躺平族”?至少美国舆论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讨论。

  中国走过了100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2年历程,改革开放走过了43年历程,我们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正如刘鹤副总理所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如何面对这场深刻的变革?如何开创中国经济全新的未来?创新将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将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将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将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将成为根本目的。而把这一切加总,必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021年就要过去了。一如年年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2021年或许更是如此。2021年12月10日,会议公告占据各大媒体头版头条。会议坦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会议同时指出,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会议认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会议精神时称,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加强统筹协调,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会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二是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四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五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六是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七是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总体而言,从宏观到微观,会议都给出了明确的指示,尤其针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不协调”问题给出了辩证的指引。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既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又要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又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在科技方面的部署,“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会议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一系列具体实现路径。同时,会议要求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这其中明显有依托资本市场力量推进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的重要意图。所以,理解中国经济政策,还必须强化系统性认知。

  会议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二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三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五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总之,从数量积累到质量提高,从粗放发展到动力切换,从“双碳”目标到供给保障,从资本激励到风险化解,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中国一系列经济行动都应该有章、有序、有分寸,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而违背经济系统规律、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恐怕弊大于利。

  2022年的新年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必会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以优异的成绩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铺上鲜亮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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